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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很火。如今，互联网公司纷纷涌进农业、进入到县域，要么搞县域服务运营中心，要么搞村级乡镇服务站。然而，由于各地农业、自然禀赋、经营主体各不相同，他们会给农民带来实惠吗？

■本报记者 秦志伟

县域经济，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并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民经济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2002年，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了“县域”的概念，并发出了“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

如今，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趋势下，如何进一步发挥县域的作用是各界热议的话题。

近日，以“创新驱动县域发展，产业助力脱贫致富”为主题的首届县域农业产业对接会在京举办，活动期间宣布成立了中国县域农业产业联盟。《中国科学报》记者在现场发现，14家县域政府领导、20家涉农企业家和多位业内专家出席会议，一同探讨县域经济发展新模式。

当前，全球经济放缓，县域经济也正处在换挡增速、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县域经济的发展已不仅仅是农民的事，也不仅仅是政府和企业的事，“把县域农业发展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一个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问题。”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培训中心主任杨谦说。

微笑曲线

过去30多年，我国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整体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这其中有自然资源的约束，也有经济和政策的重心偏移。而多样化的丰富的消费需求、日渐严峻的粮食和食品安全问题，都推动着中国农业向市场化、现代化格局转型和升级。

“农业发展经历了微笑曲线的过程，原来更重视生产端，从重要角度来讲，要设施化、智能化、可追溯化。”呼伦贝尔市副秘书长、扎兰屯市副市长陈秋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微笑曲线两端也是农业发展非常重要的，前端是创意加工问题，提高附加值；另外一端是怎么实现品牌化、集约化、互动化，从而带动整个销售和服务。

在杨谦看来，在互联网背景下，农业的发展其实最需要的就是服务。

世界著名的管理学家亨利明茨伯格的《社会再平衡》提到，政府是一极，企业是一极，如果仅有这两极，社会是不会稳定的。要使社会平衡、社会稳定，一定有第三极，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结构，各种各样社会力量和企业、政府共同组成平衡结果。

“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定要靠政府、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协作。”杨谦认为，联盟就是这样一种形态，可以有效地把互联网、物联网、服务力量都能够结合起来。

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信息中心主任牟恩东以品牌为例说，打造品牌，没有政府支持是不对的，没有政府支持是不行的，没有政府支持是不应该的，因为品牌不仅仅属于企业，还属于一个产业，属于一个行政区域，特别是以县域为单元，更具有品牌价值。

转变观念

“都喊农业要转型，怎么转？思想不转型，一切都归零。”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副县长谢景深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要转变观念，真正适应市场经济。

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地方领导，谢景深体会到，政府必须放下身段以平视农民的态度，挖掘、寻找、培养农业互联网企业，给政策、给身份，让他们作为我们动员农民的主力军。

谢景深分析，农民分三种类型：一是创新型农民，二是效仿型农民，三是传统农民。“不要把政策给传统农民，也不要搞普惠制，一定调动创新农民，效仿农民跟着创新型农民，这样农业才有希望。”谢景深说。

如今，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步伐明显加快。从新型职业农民到家庭农场、从种植大户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再到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构成农业转型升级和粮食增产、农业增效的主要力量。

谢景深认为，县级领导必须用循序渐进的理性思维对待刚刚扶持起来的新型经营主体，让政府担当不同角色，根据市场开放度和资源利用情况，适当地跟进市场化步伐，然后给政策，这样才能让农民真正进入市场。

作为新型经营主体的一种，在谢景深看来，现在的合作社很难有合作社章程，《合作社法》应该进行调整，应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过去的小机械都已经变成大机器了，“生产关系不调整，不能适应生产的步伐”。

顶层设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主要从顶层规划设计层面，就县域农业产业发展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所研究员吴永常说，从大的趋势来看，县域农业针对于农村和农业而言，现在已经整体上向整个区域城乡统筹角度转变。

然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尴尬：老百姓把“规划”和“鬼话”等同了，甚至有些人说，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图上画画。

“要从经济单目标向综合性多目标方向发展，最典型的就是由过去资源驱动型向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双向对接方向走，我们的规划目标是多目标的，不是单独的目标。”吴永常解释道。

如县域电商发展，顶层设计非常关键。“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三农”专家、共青团陕西省委农工部部长魏延安曾公开表示，一些人反对政府主导县域电商发展，担心走偏了是有道理的，但也必须看到，一些县域的电商发展，不是政府越位的问题，而是严重缺位，导致发展迟滞，电商主体难以有效发育。

毋庸置疑，强调县域电商需要“顶层设计”，意味着政府不能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自上而下的系统谋划。特别是农业主产区，尤其要高屋建瓴地把政策和引导提前规划好。

“顶层设计提宏伟目标是可以的，讲发展模式也是可以的，但必须有实实在在的配套措施来跟进。”魏延安说，应考虑如何以规划引领工程，以工程布局项目，破解县域电商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