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我国在良种培育、种业科技创新、种业市场规范等领域短板依然凸显。

3月20日至24日，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在海南三亚举行，包括20多名院士、种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在内的上百名权威业内人士为加快推动种业创新“把脉”建言，共商打好种业翻身仗。

高效配置创新资源

推进种业创新，企业和科研机构是关键主体。如何让创新主体焕发活力、形成合力？

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种子市场，但种子企业小散弱特征依然明显。扶持培育领军型、旗舰型企业，是种业发展的关键举措。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德华说，企业要建立标准化、程序化、信息化、规模化的商业育种体系，培育出好品种才能从“偶然”变为“必然”。

“旗舰型企业将成为优质资源的整合者，带动上游的科研、下游的产业链整体提升。”大北农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刘石指出，纵观发达国家，种业发展多以优质资源不断整合，进而导致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的进一步集中，从而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

除此之外，一些与会嘉宾表示，也要支持发展专而精的一些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提升企业差异化竞争能力，逐步构建大中小、多层次、协调发展的企业基础和产业发展的格局。

当前，种业科研与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玉平说，企业以盈利为目的，育种目标明确。而科研人员育种成果转化和市场化推广缺少硬性要求，以发表论文为主要导向考核差异化、精细化不足。

科企分工协作是种业创新的重要保障。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李新海表示，美国、法国等国家种业经历上百年发展，形成明确分工——政府投资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企业投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同时，知识产权明晰、管理体系健全的经验值得借鉴。

迈向“育种4.0”时代

数据显示，1995年美国玉米单产比中国高出147公斤/亩，2018年这一差距不减反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万建民认为，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前沿的生物育种技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世界种业已进入到“常规育种+生物技术+信息化”的育种“4.0时代”，正迎来以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发展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我国种业来讲，既是挑战，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从以常规育种为主的育种“2.0”时代向育种“4.0”时代跨越，关键核心技术短板还有待补齐。北大荒垦丰种业副总经理刘辉说，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等生物育种技术已在发达国家广泛运用，育种成为一项系统工程。而国内以常规育种为主，即使拥有同样优质的种质资源，开发利用手段落后最终也会被人“甩下一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钱前表示，我国基因编辑研究侧重于工具应用，在工具开发等原创性基础研究方面与国外差距较大，基因编辑领域的专利权主要由发达国家掌握。作物智能设计的研究和应用在我国刚起步，亟须交叉融合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新品种的智能、高效、定向培育。

“‘十三五’期间，我国80%以上的审定品种是通过常规育种选育。对常规育种和生物育种要统筹兼顾。当前，关键要在保持常规育种优势的前提下，更加突出现代生物育种的创新和应用。”张桃林说，要在尊重科学、严格监管的基础上，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

万建民建议，设计布局科技重大项目，尽快启动生物育种科技重大项目，开展种源科技攻关和种质的挖掘与利用，加强基础性研究实现农作物良种联合攻关。构建现代种业科技创新体系，通过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共同推进产品创制。

攻关“卡脖子”核心种源

在“有没有、保生存”的问题上，我国种源在很大程度上立足国内能够满足需求，已是业内共识，但在“好不好、高质量”方面，我国还和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张桃林在会上表示，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用种安全是有保障的，风险也是可控的，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有些品种、有些领域和有些环节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较，尤其是对标人民美好生活对种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还存在明显的不足，迫切需要下功夫赶上去。

当前，我国玉米、大豆单产水平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60%左右，生猪的饲料转化率、奶牛产奶量都只有世界先进水平的80%左右。大型白羽肉鸡依赖进口，青花菜、胡萝卜、菠菜等蔬菜种子大多来自国外。突破性品种较少，制约我国种业快速发展。

另据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杜永臣介绍，我国部分作物每年登记新品种数百个甚至上千个，但其中有不少“似曾相识”，缺乏原创性、突破性。

要打好种业翻身仗，必须要培育突破性品种。钱前提出，下一步亟须培育适合多样化食品类型的优质专用型品种，应对极端气候条件的抗逆广适型品种，抗旱节水、养分高效利用、耐密植宜机收的资源高效型品种。

守住知识产权“生命线”

成熟品种“拿来抄抄改改就能卖”，原创性育种“费力不讨好”……部分与会代表反映，这种现象在我国育种领域并不罕见。

知识产权是种业创新发展的“生命线”，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完善遏制了创新动力。在此次大会上，800多名参会者挤满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分论坛，可见业界对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小荣在会上发言时指出，我国种业已进入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力的新发展阶段，2018年起我国植物新品种申请量位居世界第一位，需不断加大对种业知识产权的保护。

然而，当前我国品种权侵权诉讼案件数量每年增加，但总体数量偏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菊丹研究发现，大部分侵权案件程序繁琐、赔偿额低。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杨雄年也提到，种子企业、科研单位、管理部门都反映维权难、取证难、执法难，原始创新的保护水平低。

专家指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已实施20多年，目前难以完全适应种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此情况下，要一手抓创新、一手抓保护，尤其“十四五”期间，要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战略，创新品种审查测试机制。

近年来，我国农业主管部门参与调整修订了种子相关法律，研究提高农产品审定标准。李菊丹说，进一步提高植物新品种保护水平，强化对原始育种创新成果的保护，已经形成广泛共识。随着后续生物技术推广应用，制定植物新品种保护专门法规已势在必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最高人民法院将在年内出台一部新的审理植物新品种权案件司法解释，进一步统一司法裁判尺度、加大司法保护力度。杨雄年介绍，我国将适时启动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1991年文本程序。相较于我国目前加入的该公约1978年文本，1991年文本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加强保护力度等方面，更符合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发展方向。

与世界种业“同频共振”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中国种业是开放的种业。

当前，杂交水稻已成为中国种业“走出去”的一张靓丽名片。数据显示，中国水稻总产和单产在全球排名第一，每公顷产量超过7吨。包括杂交水稻种子在内的海外种业市场潜力巨大。

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种子协会国际合作分会会长张琴指出，我国种子“走出去”还面临国内种子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出口贸易环境恶化、国际胜任型人才缺乏、海外推广知识产权风险大、企业间恶性竞争等问题。

种质资源“引进来”方面同样存在短板。万建民称，我国目前保存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总量52万份，仅次于美国，但对国外优异种质资源的引进和利用率却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杨雄年提供的一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说法：我国申请保护品种仅有7%来自国外，在美国这一比例达62%，日本也在30%以上。

如何走好“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化发展之路？张桃林提出，我国将积极推进种业创新国际合作。欢迎国外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到中国投资种业，引进先进理念、优异资源、关键技术和高端人才，支持与国外机构共建种业研发平台和第三方创新服务机构。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学习国外经验，开展国际合作。

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张陆彪认为，当前关键是要通过政策创新，为中国企业布局全球资源和市场提供便利。比如打造我国全球投资农业数据中心，搭建种业对话合作平台。张琴建议，开展国际种业人才教育合作，由企业与高校联合培养国内外优秀人才，为企业“走出去”储备人才资源，还可依托协会优势对各国投资环境开展调研，为“走出去”提供参考。

在许多专家看来，海南加快建设南繁硅谷，有望成为中国种业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可利用自贸港建设的政策优势，建立动植物种质资源利益分享机制，建立种质资源进关绿色通道和高效快捷的检疫办法，引进更多有价值的种质资源，为种业创新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