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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反思:我们如何看待乡村的价值和未来

这次疫情,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很多。

这次疫情,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很多。

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不能仅仅是,应对疫情的社会治理如何改善,医疗科技如何创新。在这次疫情中,最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之一,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的价值。

当大家都聚焦在城市人如何在前线抗击疫情时,别忘记:在疫情的大后方,中国的乡村和农民,也默默地做着贡献。

 

01

不能忽略:乡村和农民抗击疫情的贡献

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正好是农民工返乡过年期间。据报道,目前中国农民工总量近2.9亿,其中近1.7亿农民工返乡,大约80%都回家过年。

疫情期间,随着城市封城的同时,各地乡村各自为政也进行了封村。同样两个“封”,存在两方面不同:

一是乡村本身就是自足体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但其与城市相比,自足程度很高。春节期间,从人口分布看,至少一半人在乡村,一半人在城市。

但自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大量物质资源和服务等保障措施,主要是为城市服务。这不是我们的国家不关心乡村,而是乡村能够自我完成这些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的自足性,使当今中国在应对疫情上的成本降低了一半。可以说,这是中国乡村抗击疫情的贡献之一。

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从武汉离开的这500万人,绝大多数为春运开始后各种务工人员和学生。到底流出的500万人有多少人是农民,缺乏数据。既然大部分是务工农民,至少50%以上是农民。

1月25日,安徽省疾控中心公布数据:安徽疫情呈现“一快三高”特点,即确诊病例增长快、乡村占比高、中老年占比高、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农民工占比高。

 

具体数据显示,按现住址分类,乡村病例48例,占总数的80%。说明:除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外,回流的主要是农民。

但从后期数据看,进行二次感染最严重的是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虽然农民工首次感染率高达80%,但农民工回到乡村之后,乡村特有的“小规模、低流动社会”的特性,是一种天然的防止疫情传播的机制和空间。

如果没有乡村吸纳约一半以上从武汉流出的人,而这些人都流入城市,中国疫情感染可能比目前要高许多。由于目前缺乏这样的数据和研究,我们做一个最低的假定,从乡村的特性看,乡村的疫情传播率比城市低一倍,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乡村,为这次疫情,无形中贡献50%以上。

其实,中国乡村和农民对疫情的贡献,不止这些。他们不仅居家防疫,同时也承担着满足城市蔬菜等食品供应的服务。因疫情各地先后封城之后,有一种东西是不能封的——满足城市生活必需品的蔬菜和粮食。而满足这种正常供应的主体和主渠道,在于乡村和农民。特别是城市居民蔬菜的供应,从种植、收获、运输和销售,都以农民为主完成。

1月30日,青岛九龙山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捐赠武汉150吨蔬菜

另外,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媒体报道中,有关农民和农民如何抗疫情的信息很少,更多是城市和工厂如何抗击疫情的报道。其实,为保障疫情用品供给,开动生产的工人,大部分也是没有回家的农民工。

所以,抗击疫情,我们在感谢党和国家、感谢医护人员和解放军的同时,不要忘记:感谢我们的乡村农民!

长沙晚报:农民工援建雷神山医院和火神山医院

02

不能忘记:乡村是中国安全的保险阀、化解危机的蓄水池

我们不仅要认识到乡村对这次疫情的贡献,还需要认识到中国乡村具有城市不具备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中国乡村是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的保险阀、化解危机的蓄水池。

中国越是出现风险和危机,这个功能就越凸显。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族,其重要秘密是乡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曾遭到来自北部游牧民族一次又一次毁灭性的侵扰。但在一次又一次的侵扰后,中华民族能够劫后重生的原因,来自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乡村。

乡村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避难所,而且也是为这个民族保留文明种子的“种子库”。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在城市做官经商的人,回到偏僻的乡村避难,乡村不仅为这个民族的延续保留了财富,保留了人才,也保留了文化的种子。


 

 

一旦回家,重新回归稳定和安全,这些乡下的文人、官人、士人再度出山,便会让文明火种再度复兴。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一次次被毁灭,但只要中国乡村存在,就会劫后再生。

历史以血的代价证明,一个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形态,是乡村和城市均衡发展的形态。西方古罗马、古希腊文明之所以成为断代的文明,就是因为他们是“单一城市形态”的文明。例如公元5世纪,日耳曼民族把古罗马城毁灭之后,这个文明就中断了。

但是,21世纪以来,在追赶西方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把中国的城市化目标,定位于学习西方城市化,认为“城市化率越高越好”。

在这种思维作用下,中国乡村千年的价值被严重低估。

在许多主流学者和官员憧憬的现代化中,没有给中国五千年乡村文明留下应有的位置,他们心中的“现代化”是单一城市的现代化。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乡村的价值。特别是十九大之后,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尽管如此,我们的理论界和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对乡村价值的认识仍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主要精力仍然在大力发展城市的一端。地方政府相互攀比的“造大城市之风”,仍未停止。

伴随着城市框架的拉大,过去的村庄渐渐变成城市死角

 

在此背景下,农民和乡村在今天的社会价值体系中,严重处于弱势。长期以来形成的“褒扬城市、贬低乡村”的舆论,形成了一种全体潜在意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这种潜意识的作用下,我们对农民“要求多、抱怨多、感谢少。”也许有人会反驳:中国乡村在古代社会应有的价值已经不存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只需要城市,因为西方就是这样。

其实,中国乡村所具有的保障中华民族安全的价值仍然存在,丝毫没有改变。今天,令我们自豪、建设起来的繁花似锦的城市,不是单纯的城市市民建起来的,我们不能忘记其背后为城市建设贡献的2.9亿农民工。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走出危机的国家,我们不能忘记,乡村和农民工对中国走出危机做出的贡献。2008年金融危机,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返乡。这意味着,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是用“零成本”解决了农民工失业问题。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当年拿出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如果我们没有乡村这个化解风险的“蓄水池”,那么,2000万农民工滞留在城市,我们首选的不是刺激经济,而是要解决失业问题。

但是,对于“农民工对中国化解2008年金融危机”的贡献,很少有经济类文章论证。因为我们不自觉地,把这一切看成是应该的。


03

中国需要走中国特色城市化之路,而不是西方式的城市化

其实,疫情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如何理解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乡村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根,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底线。

但实际上,我们在落实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仍然站在城市的一端看乡村、以资本的思维发展乡村产业。而不是把乡村振兴看成是保证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来保护;把乡村看成是中华文明安全的大后方来珍惜。

疫情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

一是要从中华文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乡村的价值和功能。建议调整我们的城市化战略。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我们要走出“城市化率越高越好”的思维定式。中国城市化目标定位,不是什么新型不新型的问题,而是要突出中国特色的问题。

中国城市化率多高为好,不能简单以美国和西方标准来衡量。而是根据中国的国情,保证中国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的标准来衡量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城市一端发展速度低,而是过猛的城市发展,导致乡村发展的萧条。乡村一端处在严重失衡的状态。

十九大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的失衡问题。围绕解决目前中国城乡发展关系失衡的问题,我们急需梳理21世纪以来,形成将乡村资源向城市流动的政策,要真正出台鼓励各种资源向乡村回流的政策。各地急需调整把城市化率作为考核指标的做法,遏制“人造大城市”之风。

乡村振兴是乡村文明的整体复兴,不是单纯的产业发展。

从乡村所承担的中国文明安全的功能看,落实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应回到“乡村文明整体复兴,乡村振兴系统建设”的思路上来。目前,各地对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缺乏系统思维,缺乏对乡村振兴本质的真正理解。

而是按照单一思维,比如多年来形成的GDP思维,聚焦在单一的乡村产业发展上。乡村产业发展固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但不是乡村振兴的唯一目标。乡村振兴总体目标是要让濒临死亡、病入膏肓、陷入凋零的乡村“慢慢康复”,使乡村文明整体复兴。

今天,乡村衰微、病重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物质供应“饿出来的病”,而是精神与文化层面的病。乡村作为我们的父母,是我们对他不孝。缺乏孝道滋养的乡村母亲,是当今中国乡村最大的病。所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最需要的是对于病重的母亲,我们用心孝敬他,需要怀着忏悔和感恩的心对待乡村发展。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讲,乡村振兴需要是“懂农业、爱乡村、爱农民”的人。从这个角度看,中央提出五方面的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是有逻辑关系的。

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是:乡土传统文化的复兴是灵魂。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也是乡村复兴自信之根,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稀缺资源。乡土文化复兴是第一位。其次,乡村治理是前提。中央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基于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全面振兴,不是单纯乡村GDP的振兴。所以,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也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之源。第三,生态环境建设是基础。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举措。

以上三件事做好,乡村产业兴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在做好这三件事背景下的乡村产业的发展,这是一种“以乡土文化为根、以集体经济发展为目标、内生于文化与自然资本”的绿色产业、可持续产业和同体富裕的产业。

这样的产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收益,而是整个乡村文明的复活;这样的乡村发展,最终带来的是乡村全面的小康,是幸福生命的提升的高质量小康乡村。

 

04

乡村振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乡

乡村文明全面复兴最需要的,不是资本下乡,而是乡贤回家。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一系列政策中,其背后都隐藏一个逻辑,如何让城市资本下乡,为资本下乡创造条件。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担忧的问题。

从目前各地推动的各类土地政策,都是围绕如何让乡村土地资源能够流动起来进行。我从来不反对乡村发展需要资本,也不反对乡村土地资源需要盘活。但同时我也认为,乡村发展最缺少的不是资本,乡村发展遇到的主要矛盾不是土地资源盘活。

这些问题只是乡村振兴中的辅助因素,而且必须在一系列约束机制作用下才能使用。但我们今天各地所设计的乡村振兴战略,把这件事过度放大,变成了重中之重。这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担忧的问题。

如何解决城市和乡村融合的问题,我们需要借鉴古人的智慧。

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中,曾经建设了世界一流的城市和与城市同步繁荣发展的文明乡村。在今天观念中,认为乡村是一个封闭愚昧落后的地方。但从今天我们祖先留下的十几万个古村落看,中国古代的乡村虽然过着一种自足的生活,但不是落后封闭的生活。中国古代解决乡村与城市融合发展的最关键的一个制度,就是告老还乡的退休制度,就是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传统。

中国古人一生的生活轨迹,小的时候在乡村读书,青年到城市经商做官。但由于有告老还乡制度的作用,在城市做官和经商,到了老年,都要回到乡村。他们回乡时,就把城市挣得财富、得到的人生智慧和外部世界的文化带回乡村。

 

由于乡村是一个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所以无论你的官有多大,财富有多少,回乡后,你必须修路、修桥做公益事业,才能得到家族的认可,才能得到父老乡亲的接纳。

这样以亲情为纽带的熟人社会,约束了告老还乡者,做一个乡贤成为必需的选择。由此形成中国乡村特有的以乡贤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模式。正是这样一个制度,非常好地解决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均衡发展、互动发展的问题。回乡乡贤不仅解决了乡村经济发展的投资问题,也带来乡村公共投资,还使乡村获得一流的教育资源。告老还乡的文人,在乡村办教育、办学院,使偏僻的乡村孩子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资源。

今天出现的城乡教育不公平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根本不存在。

回乡的乡贤,他们把城市的文化艺术、生活带回乡村,结合当地乡情成为乡土文化的一部分,由此留下来乡村建筑成为可以和故宫相媲美的艺术品。特别是在乡村留下的祠堂、古宅、神庙、戏院和门楼等公共建筑更是如此。但今天我们建设的乡村,许多成为城市的翻版,成为“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乡村。

但在今天,我们对古代的这种制度并不看好。我们今天解决乡村和城市发展的诸多政策,大部分来自西方的理论和做法。

我们必须肯定:在两元独立哲学的作用下,西方城市化之路,是城乡两元对立之路。在这方面是不成功的。比如,古罗马文明灭亡,便是坚持“单级城市化”的结果。

 

今天,西方式的这种单级城市思维,在全球蔓延,是造成当代人类诸多文明危机的深层根源。满足于资本需要和经济增长需要的单级城市文明发展之路,“人造的超级城市”,成为资本冒险的乐园,给人类文明带来一系列城市病。如环境污染、噪音污染、交通拥挤、高度浪费的生活方式。这种高度集中的居住方式、不仅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源,也是造成城市精神文化、道德沦丧的原因。

为了满足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缺水的问题,所进行的庞大调水工程,对自然再度造成干扰。然而,一系列城市病,带来的是资本获利的新机会。我们的现代化城市就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带病”发展。

而最近几年,城市频繁发生疫情,就是城市病已经很重,值得我们警惕的前兆。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5倍,而国土面积与美国相当。我们要全部实现城市化,需要4倍于美国的城市人口,需要造出更大体量的城市。

 

试问,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国土资源、水资源、环境容量能够承受的了吗?但到今天为止,我们对这些问题,反思不够,各地政府仍然在雄心勃勃地建造大城市,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把乡村资源往城市集中。

目前,在乡村正在进行的各种土地政策,乡村产业发展思路,从孤立的角度看,好像都是为了乡村的发展。其实,其背后的大逻辑,是为了满足城市化所缺少的土地资源。

综上,疫情使我们必须反思:今天的城市化之路如何走?

乡村振兴不是为城市化服务,而是要探索走中国特色的城乡均衡发展之路。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中国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建议:借鉴中国古人的“告老还乡”制度,鼓励从乡村出去的大学生、博士、教授、企业家到乡村去养老,成为乡贤,回馈家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发展需要“能人”,因为乡村发展最缺少经济发展。然而,21世纪的今天,乡村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乡村文明的全面复兴和振兴发展,需要有情怀、有能力、有财力的“新乡贤”。

作者:张孝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本文经3O有机农业(youjiooo)授权转载,校对:滔小小

信息来自:3o有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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