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黝黑，青筋突出。这是张文明最突出的外貌特点，很符合大多数人对于农民的印象。没错，他就是河南省司寨乡平陵村的一名农民。

玉米价格的持续走低，没有打击到张文明，“一麦一秋，玉米不行还有小麦背着。况且咱这年纪，不种地还能干啥？”

但这位65岁的庄稼人却有自己的担忧：“按现在的行情，往后我干不动了，谁来种地？”

张文明所在的司寨乡平陵村，550户人，4900亩地。“55岁以下的，在田里几乎看不到了。”村支书肖洪生坦言，“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村里的地没有成规模流转，大都是老人、妇女在家种。

仍在种地的这些农民，大多抱着“挣俩活钱儿”的平凡想法，“不指望种地致富”。

李成，也是平陵村的一名农民，他将家里的12亩承包田交给了儿子，但是他知道，如果不是儿子身体不好又没手艺，根本不会在家种地。

劳动力严重不足这一问题，可以用“土地流转”的方式减缓。但是土地流转却在平陵村等许多村子遇冷。

原因有二：

一是，平陵村的土地租金太低，还不如种地挣钱；

二是，农民总是有“土地情结”，种着一年地的口粮能有保障。

但是“土地流转”在不远的僧固乡东史固村却大受欢迎。

在这里，出让土地后刨掉成本，纯收入还有1500元，而流转租金只有1000元。其实“自己种地还是比流转出去划算”，这是东史固村农民刘开生的说法。可见在这里，土地流转只是个无奈之下的选择。

“别说儿子不愿意种地，就是愿意他也种不了。”因为有一次刘开生让儿子去浇地，折腾半天也没弄成，最后还是他办事回来赶到地里才弄出水来。

其实单看产量，个人种地和规模经营相比，并不算低。但现代化设施的推广，个人种地却出了一些问题：

1、老人很难支撑现代产业

2、质量开始出现一些问题

与此相比，规模化经营的优势就明显多了：人力成本降低；较大规模种植能有效增加收益；批量种植能提高质量……

农业后继乏人，种地确实要换个种法。快速成长的种粮能手、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主体被寄予厚望。

有调查发现，玉米价格的下跌，让不少新型主体陷入新的困境：承包的规模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经营压力加大，土地退租的苗头就随之出现了。河南新乡延津世纪富合作社理事长赵国换说，合作社共流转1800亩地，合同签了10年，虽然还没到期，但预计到下半年，有一半地要退回去。土地流转的速度也放缓了许多。

另一方面，银行贷款更加收紧，让新型主体日子更难。一家合作社负责人说：“过去5年都找一家银行贷款，一笔钱要交双份利息，贷完先存回去，再贷出来。但有钱就比没有强，没想到，去年银行听说种粮赔钱，今年不给贷了。”到现在，一说是种地的来贷款，银行几乎都不放贷。

如此一来，合作社运营也步入困境，甚至名存实亡。主要原因大概在于：土地流转成本涨得太高了。如果是延津县农户间小规模流转，每亩租金600—800元，但农户与龙头企业、合作社及种粮大户流转，每亩租金要到800—1200元。种地想挣钱？基本不可能。

然而，这些问题和结构调整比起来都不是大问题：小麦收完了种什么？某些方面的补贴政策什么时候才能出台？原本要种的品种如果不能种了，农机成本又如何解决？

问题总是解决了一个，就又来了一个。

虽然土地流转遇冷，但还是有相当优势的，但是要讲究顺其自然，要适度。据延津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罗鹏介绍，土地流转要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就业相适应。

但是，到底多大规模算“适度”？经过调查，龙头企业、合作社经营规模500—1000亩最理想。

当然，土地流转也不是唯一规模经营的方式。依托社会化服务体系，采取土地托管、代种等方式，带动广大普通农户，既能发挥一家一户的“精耕细作”，也能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生产，也可以是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

不过，想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还是要从根本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扶持合作社、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补上农业社会化服务这块短板。

其中，政策补贴是最受农民关注的部分。种不种地都可以拿、发放不够及时、数额有不足等都是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想解决补贴的问题，首先要在制度层面落实金融支农政策，安排一定额度农业信贷资金，缓解新型主体季节性、临时性资金需求。

除了政府方面，新型主体也要面向市场，更大地发挥自主性。

说到底，只有想尽办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过得体面，才能有人愿意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