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不断 频频被禁限用

自1972年草甘膦问世以来，凭借其易降解、性价比高及能杀死一些顽固性恶性杂草的优势， 迅速在全球普及，成为最受欢迎的除草剂，经久不衰，荣登除草界的霸主宝座，但从2015年世卫组织声称“草甘膦可能致癌”后，自此便争议不断，人们对此望而生畏。目前，全世界已超过30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始禁止或限制使用草甘膦。

• 2014年，斯里兰卡禁止使用和销售含有草甘膦的产品，成为全球首个禁用农药草甘膦的国家。

• 2017年，泰国限制使用草甘膦，在限制使用地点、标签区域内禁止使用。

• 2019年1月1日，法国也开始禁止在农业生产中使用草甘膦，将在2023年前逐步淘汰这一产品。

• 在美国，拜耳因草甘膦致癌风波遭索赔判罚近20亿人民币巨额赔偿金，公司股价也大幅下跌，陆续有草甘膦致癌案件在美国上演。2019年3月，美国禁止将草甘膦作为干燥剂在燕麦收获前喷洒。

• 2019年3月27日，越南宣布即日起禁止所有含有草甘膦除草剂的进口和贸易。

• 2019年7月，奥地利成为首个禁止所有草甘膦用途的欧盟成员国，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和荷兰也对草甘膦实施了限制。

• 2021年，德国禁用草甘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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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真的会致癌吗

事实上，1985，美国环保署（EPA）就将草甘膦列为C类致癌物，美国环保署C类致癌物的定义是“有潜在证据表明可能致癌”。

一场赔偿7800万美金的官司。2014年，一位名叫德维恩·约翰逊的学区场地管理员由于经常使用孟山都的农达除草剂（草甘膦），在几次意外中，身体被除草剂浸湿，结果被诊断为晚期非霍奇金淋巴瘤，从而起诉孟山都公司。 对孟山都来说这只是麻烦的开始， 仅在一年内，就有800多人起诉孟山都公司，2018年起诉人数已经达到了上千。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草甘膦归类为“对人体可能致癌物”（2A级），即对动物致癌的证据是明确的，但无明确证据证明对人类致癌。

跟转基因是什么关系

按照时间算，草甘膦比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早问世20多年，怎么又扯上关系了呢？

其实，草甘膦跟转基因并非“伴生”关系， 草甘膦也同样用于非转基因农作物的使用上，毕竟转基因技术被商用之前，草甘膦早就存在了。 

要理清他们的关系，还得从草甘膦“除草大王”的特性说起。草甘膦是一种广谱灭生性除草剂，能够影响植物营养的发生机制，抑制芳香簇氨基酸的合成，从而切断植物的营养供给，几乎能杀死一切绿色植物。但是农民在使用草甘膦的时候，作物经常也被误伤造成损失，怎么办？

孟山都的办法是：给作物披上一层“盔甲”，以防被草甘膦杀灭，而这层“盔甲”，就是耐草甘膦基因。孟山都发现，一种叫“矮牵牛”的植物对草甘膦有抗药性，于是，就把“矮牵牛”的抗草甘膦基因植入农作物中，这样就可以放心种植这些农作物，使用草甘膦时不用担心会被杀死。

20世纪90年代，抗草甘膦转基因玉米、油菜、大豆、棉花被研发出来后，到2014年，共研发出了23种抗草甘膦转基因农作物。

比如， 转入了抗草甘膦基因的大豆就不再惧怕被草甘膦误伤，但风险也随着而来，一方面，即可能会造成农民过量使用草甘膦，对土壤造成破坏，对人体造成伤害；另外一方面，长期使用，一些杂草对除草剂就了耐药性，除草剂就无法杀死这些杂草，从而产生了“超级杂草”。

取舍：错综复杂的利益计算

这张图反映出了国内民众对草甘膦跟转基因的一知半解，拉上横幅抗议的大爷大妈只知道草甘膦是孟山都公司研发出来的，但肯定不知道的是，早在2000年草甘膦就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 目前草甘膦产量最大、出口最多的国家是中国。

中国是农业大国，不管是粮食生产，还是果蔬生产，都要花费大量劳力来除杂草，这就必然会偏向于草甘膦这类农药 ，草甘膦在国内有着很大的市场，在传统作物中使用范围也非常广 。

现实情况是，目前还很难找到像草甘膦这样高效、价格相对低廉的代替品。目前，草甘膦在中国是第一大农药品种，无论是生产量，消费量还是产值和销售额，在所有的农药品种中都是第一位。

有一种说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草甘膦若被禁用不仅对于农资行业影响巨大，而且会提高农业生产中的除草成本，从而影响农产品的价格。

草甘膦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期间牵扯到错综复杂的利益计算，是高度产业化的农业跟生态农业之间的博弈， 虽然目前对草甘膦是否致癌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草甘膦等除草剂跟生态农业的对立却基本是行业共识。

美国密苏里大学土壤微生物学教授Robert Kremer博士自1997年以来，就一直在研究转基因作物和草甘膦如何对土壤生态造成影响。

必须看到的是，国内外出现了一波生态农业的反击，一场对现代农业的“拨乱反正”。

在欧盟成员国中，奥地利的农田有机率最高，高达23.4%，2019年7月2日，奥地利下议会投票通过禁用除草剂草甘膦。在国内的贵州省，2014年起，就全面禁止草甘膦等化学除草剂在茶园的使用，全面施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 ，为此，贵州的茶叶产业，每年要多付出49亿元人民币的代价。

贵州农业部门测算过，一亩地如果用草甘膦，会比不用草甘膦节约690元，可账不是这样算，整个地区“生态茶叶”的品牌价值，长远来说要远远超过49亿。

如果草甘膦被“禁”

除草是农业生产中必不可缺的一环，除草剂的使用是非常重要的。但在灭生性除草剂领域，本就“人丁不旺”，作为世界上使用吨位最大的除草剂，在全球除草剂市场占比约48%，产品市值高达60亿美元，其效果和高性价比是不可比拟的，如果草甘膦再被禁，农户的除草成本将会大大提高，必然再起风波。

草甘膦-抗性严重

草甘膦在除草界已经接近50年，杀草谱很广，对40多科的植物有防除作用，以内吸传导性强而著称，它不仅能通过茎叶传导到地下部分，而且在同一植株的不同分蘖间也能进行传导，对多年生深根杂草的地下组织破坏力很强，能达到一般农业机械无法达到的深度。产能也足够大，到农户端成本容易接受，但是随着年处理面积越来越大，已达90亿亩次，抗性问题愈加严重。

敌草快-杀草谱窄

敌草快是全球仅次于草甘膦的灭生性除草剂，具有一定的内吸性，可迅速被绿色植物组织吸收，但不会伤及作物根系，可以通过植物韧皮部向上传导，遇土钝化，对于后茬的安全性很高，比草甘膦和草胺膦除草快捷高效，主要用于大田、果园、非耕地、收割前等除草，也可以用作马铃薯和地瓜的茎叶催枯。

但是，施用成本较高，杀草谱狭窄，不杀根系，控草时间较短，杂草容易返青，可与草铵膦、草甘膦桶混增效。

草铵膦-贵

草铵膦是基于天然产物的除草剂，除草速度快，不会产生耐药性，安全性更高，目前无致癌争议，对标草甘膦等化学农药，具有环境和谐、较好的社会认可度等优势。

但成本高很多，在两者数倍的差价面前还是很难被终端用户认可。

面对当前的情况，没有一种除草剂产品能够单挑占据除草剂市场半壁江山的草甘膦，但是频繁使用的草甘膦也是其命门。

怎么更有效、更安全的除草？

综合来看，鉴于其在除草上的卓越效果，其在国内及全球市场上是禁止还是被市场淘汰，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不得不直面草甘膦抗性严重的事实。

其实，当前已经有不少公司做出尝试，当前草甘膦登记的产品共计1378个，153个原药，单剂998个，混配产品有227个，其中，2017年、2018年的登记数量分别为57个、78个，呈现一个井喷状态。

根据对当年登记产品数量占总登记产品数量的百分比观察可得出，自2014年开始，混剂新登记的产品数量比逐步超过单剂，并呈扩大趋势，这表明了在抗性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制剂生产企业对于混剂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未来的角逐场会聚焦在混剂上。

从复配对象上来看，主要集中在2甲、麦草畏、滴酸、氟草，与草铵膦、苯嘧复配是最近三年才兴起的配方。此外，还有5个已登记的三元复配的含草甘膦除草产品，与单剂相比，有明显的增效作用，效果可靠，既增加了药效，又提高了速效性，能够更彻底的防除杂草。

由此看来，对于国内的草甘膦应用企业来说，当前在草甘膦的农业应用上，最核心的困境是抗药性。面对曾经那些不堪一击的杂草，现在的草甘膦单剂已经对它们束手无策了，特别是牛筋草更是无计可施。

未来，混配或将是一个很不错的对策。

关于草甘膦这场“罗生门”，还将继续，而我们对于生态农业的期盼，对于广大农民健康、食品安全的关注，永远不应该停下来。